虽然，这3万华工华侨来自全国各地，但是负责撤侨的官员们却接到来自总理府的密令，要将这批华工安置在东北，地点就在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以达到永久收复这些地方的目的。
江东六十四屯是中国固有领土，从爱辉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面积3600平方千米。在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中，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但由于江东六十四屯居住大量中国清朝居民，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此地归属于中国管理，形成主权与管理权分割的矛盾性历史问题，即主权在俄，管理权在中，埋下历史祸根。
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并称庚子俄难。
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根据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
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海兰泡惨案”一直进行到1900年7月21日，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7月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
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
最后俄军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不绝。至21日，俄军将中国居民的村庄全部捣毁干净，这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事发十几天后，沉溺在黑龙江底的无数死难者尸体浮上水面，顺流淌去，江面漂浮油层，江水为之奇腥。
要将这三万多中国人安置到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就需要为他们提供房屋、食物、武器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武器的提供很简单，内地的兵工厂里多的是。可其他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李默涵的对策很简单——从俄国人那里抢。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尔地区居民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农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补充哥萨克军队”的人员达三千四百一十一人。农民仅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可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证军事占领的需要。移民们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口粮还需要伊尔库茨克的承包商运来。
这种运输远不如就地补给便宜和及时，而江东六十四屯“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为沙俄殖民者们粮食的供应地。法国历史学家雨拉指出：“在这个地区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这些中国人是仅有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俄国人）连生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沙俄当局才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六十四屯存在和发展。
而且根据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李默涵果断派出军队进入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声称要保护当地的华人华侨。除了要收复失地之外，李默涵出兵江东六十四屯还有着经济层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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