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问题吗？
有，还很多！
80年代末有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就专门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提出一些中国未来的问题。比如，作者说中国的农业产量会下降、环境问题是将来的大问题、片面追求GNP效果不一定最佳等等。
关键在于，作者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把中国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问题都点出来了。
《山坳上的中国》里面的某些篇幅，即便放到21世纪，都可以直接更改名词和数据拿出来，因为那些问题中国一直没有完美解决。
这才是提出问题的正确方式，
逆向民族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只会说中国烂透了，这也烂，那也烂，外国则什么都是好的。
这种论调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国人的眼界也越来越宽广，就渐渐激起无数民众的逆反心理——老子有那么差吗？国家有那么烂吗？MMP！
最重要的是，1995年中国经济突然迅猛发展，多年的高通货膨胀率得到抑制，国家法律在不断健全完善。人们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荷包里的钱越来越多，除了下岗职工和农民外，大家的人生事业都处于上升期。
而这个时候，西方国家不断制裁阻碍中国发展，国内的逆向民族主义者不断唱衰自贬，外资企业和西方糟粕又疯狂入侵。
憋屈啊！
人们心里都积攒着一股怨气，想要发泄出来，而《中国可以说不》就是一个发泄口。
这本书里有很多段子，不管是不是编造的，读者都能在身边找到现实原型。比如在外企上班的中国员工，跟中国人谈生意也用英语，答应用中文后又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其实这货根本就没出过国。又比如某港台三流歌星到沪，只因宣传有西方血统，便能吸引上万男女青年争相买门票。又比如费翔很火的时候，因为太帅了，两个女青年撕逼争执费翔的眼珠子到底是灰色还是蓝色，反正不应该是黑色。
如此行文方式太接地气，而且容易引发国人愤怒，怎么可能不畅销？
宋维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盗版吧？印得跟屎一样。
还他妈能找到错别字，估计校对工作都是随便糊弄的。封面也扯淡，背景图案为长城，前方是自由女神像的脑袋安在美国大兵脖子上，色调黑乎乎一坨，这样的美工是应该被炒鱿鱼的。
其实，通过扉页上那几行字，就能看出两本书的区别——
宋维扬的《未来属于中国》：“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
《中国可以说不》：“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苯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苯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前者是要找回民族自尊自信，后者则饱含愤怒：丫的你美国日苯别来管老子，你们管好自己都难，中国人可以给自己做主！
两本书里的一些内容也相似，但宋维扬喜欢用事实、数据和理论说话，他这一年多来看了不少国外期刊，查了许多国内外资料，还拜托林南教授帮忙查阅某些美国文献。而另一本书，则喜欢编段子，吹牛说大话，毫无逻辑瞎写一通。
宋维扬始终在书里保持着理性，把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缺点、优点都分析到位。而另一本书，只看到西方国家坏的一面，甚至说：“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吹牛，扯淡！
逆向民族主义者搞双标，极端民族主义者同样搞双标。他们说美国历史太短，所以肤浅无知没底蕴；又说新中国才40年历史，年轻而充满活力。那么到底历史更长一些好，还是更短一些好？
记者跑去采访很多知名作家，请他们评价这两本书。
王朔嘿嘿冷笑，似乎谁都看不起。
王小波估计是看在网友的面子上，说道：“《未来属于中国》让人思考，《中国可以说不》让人愤怒。当然，这是对大众读者而言。《中国可以说不》只能让我读不下去，它缺乏基本的逻辑，就像小孩子的呓语。”
记者只截取了前半段，然后发文说：“著名小说家王小波先生，对当下中国两本最流行的民族主义书籍进行评价。他说《未来属于中国》让人思考，《中国可以说不》让人愤怒……”
在春节之前，《中国可以说不》狂卖200万本，盗版是正版的好几倍，仅江城一地就查获40万本盗版。而此时宋维扬的《未来属于中国》只卖了120万本，由此可见，愤怒往往比理智更受欢迎。
两书上市不足20天，就引起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亚洲周刊》派记者来采访，接着是《华尔街邮报》，然后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读卖新闻》……
国外媒体，几乎是清一色对《中国可以说不》进行批判，《纽约时报》的标题甚至是《昔日的中国造反者找到了新理由》。而对于宋维扬的书，《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危言耸听，盲目自大”，对宋维扬所提出的美国社会问题直接无视。
国外书商们开始狂欢，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就有十多个国家的出版商找到宋维扬，要求购买版权并翻译发行。
历史上，《中国可以说不》都能翻译成八种文字，仅在日苯就卖了10万本。
研究结果嘛，说得玩笑话一点，《中国可以说不》的某些社会问题值得关注，但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是放在茅厕里擦屁股。
至于宋维扬的《未来属于中国》，其中关于能源、环境、教育、贸易、工业、外交、互联网等内容，那是催生出了好些高质量社科论文的。
几年前的《山坳上的中国》，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的社会问题。此书虽然被禁了，但它的作者却被调去中大科学哲学室搞研究，还被吸纳进中国未来研究会做研究员，还创造了一门“中国问题学”。
如今，已经有好几个社科领域的大牛盯上宋维扬，想把他拉入自己门下亲手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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