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动乱很快就平息下来，朱军进城之后，一边维护秩序，一边灭火救人。乱民被朱军集合到一起，有愿意加入朱军的，就一律收入军队，至于人品什么的，加入之后慢慢观察即可。朱元璋知道，乱民现在正在兴奋的时候，他们既然要入伙，不论什么人都得收下，若是拒绝了几个人，就会导致别的人也畏缩不肯参军，有碍于他的军队扩张，至于这些人合不合用，人品如何，战力如何，收入军中观察清楚了之后再来处理。那些不合用的，随便找个借口开革出军，或者分发田地让他们屯田，也就可以轻松解决。至于合用的，便可长留下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有趣的是，不光乱民们要求入伙，许多富商、乡绅、甚至朝廷的官员也来要求入伙，他们在那一场大乱中被吓怕了，看到黑心米商被乱民杀得尸横遍地，别的富人都感觉到心里凉飒飒的，想来想去，最保险的莫过于从贼，只要从了贼，便不会再受乱民袭扰，就算要破点财，至少身家性命可以保住。
于是秦王府前人头涌动，不少富人命令家里的奴仆背着大包小包，大袋小袋，包里袋里全是金银珠宝，向着秦王府没命的运送。话说人这生物就是贱，若是朝廷下令让他们出资帮着剿匪，他们是半个子儿也不肯向外吐，会动用朝中的关系多方说情，用庞大官僚体系来牵制政令，以保自身，但等到城池被破，他们不肯交给朝廷的金银珠宝却全都往着贼寇的家里搬……
这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朝廷做事要讲个章程，不能滥杀富人抢掠财富，但是贼人做事却百无禁忌，你不给我我就杀光你全家，抢走你金银。富人们面对朝廷是一张脸，面对贼人就是另一张脸，何其悲哀。
朱元璋深知这样的情况是怎样造成的，说明白了还是阶级问题，如果朝廷没把这些富人姑息成这样，而是将他们与普通穷人一视同仁地进行管理，照样收他们的税，不给他们各种特权，他们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说，国家的制度非常重要，今后他建立国家时，便要尽量做到消除这样的阶级差异，不管穷人富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对外敌时人人出力，虽然这个很难真正实现，但必须一步一步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对于富人们交上来的财富，朱元璋并没有照单全收，他可不是来西安抢劫的，要治理他现在打下来的庞大地盘，光靠泥腿子们不行，光靠李轻水、李初九这两三个识字的人也不行，他需要这些富人出力，需要知识分子。
如果他摆出一幅抢劫的样子，收下了这些富人进献来的金银珠宝，今后就很难收他们的心了。这些家伙如果跟他阳奉阴违，不出力办事，他就靠一群泥腿子治理陕南，必定会把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地盘越搞越烂。结果就和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没了区别。
上一世，李自成打下北京之后，为何迅速地兵败？其实就是因为他没能收得了富人们的心造成的，以吴三桂为首的军阀、士绅、豪族都和他作对，他的大顺帝国岂能安泰？山海关一败，就此一败涂地，再也翻不过来身。如果他稍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收了吴三桂的心，再收了全天下富人的心，历史又会不同。
朱元璋慎重地接待了这些来进献财物的富人，首先统计清楚他们的家产，然后按他们的财力计算，补收一年的税赋，多余的金银，则让他们自己带回家去，不必上缴，如此一来。满城富人悬在半空中的心都落了地，他们走出秦王府，不由得深感欣喜，还以为城破之后就会家破人亡，没想到白水朱八却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不轻不重地补收了一年两季的赋税，这对于富人们来说可算是意外之喜，不少人心里都想：这样的贼人倒是少见，若是向这样的贼人投诚，却也胜过跟他捣乱了。
这一天，朱元璋刚打发走了一个布商，就听到一个白水的老兵进来报道：“马智雄来了。”
不一会儿，就见到马智雄带着手下的刀手走了进来，这些刀手每个人背了一个大包，看样子包很重，走进承运殿来，刀手们就累得不行了，赶紧将包放在地上。马智雄打开包包来给朱元璋看，只见包里全是银锭，难怪刀手们背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换了谁背着几百斤的银子穿过几条街，也会累得跟狗似的。
马智雄颇有些惶恐地道：“这些银子是城破之前卖粮食赚来的，现在尽数献给大王，马家连一两都没有私藏。”
由于城破之前，粮价曾涨到五两银子一斗，五十两银子一石，那价格真是不可谓不恐怖，马家着实发了一笔大财，这些银锭都是大半年来卖粮所得，由于马家最后捐出了不少粮食，所以赚得还不算最多，有几家米商比马家赚得还狠。但是，那几家米商现在都已经家破人亡，被乱民端了个底朝天，烧毁之后的府邸里有大量被烧化的金银锭融成一团，都被朱军士兵取走。后来朱军将这些金银敲碎，分发给了帮助朱军破城的乱民们。
马智雄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敢藏着这些黑心金银？若不是马家曾经受过白水之乱，早有准备，训练了一群刀手保家护院，现在他也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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