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籍就天天闹。
然后姚启圣既然是那种三年能赚二十万两银子的人，还能说服杨捷献济南城，就不是一般人。
既然罗籍不老实，那就想办法让他老实，他也不去找姓危的，反正也无处找，他就找罗籍，派人一番明察暗访。
果然查出了许多问题。
比如他报上官的一块地，一顷五十二亩，说是崇祯末，用价银三十八两买到的庶宗田地，还出具了买地契约。
可姚启圣一番调查，发现这桩交易是假的，那位宗室早没于战乱，根本没有卖过地给罗籍，是罗籍侵占了这块无主地，然后现在上报说是买卖的。
这个罗籍平时就是个讼棍，平日把持衙门，包揽赋税。
清占领山东后，一面是八旗跑马圈地，一面又是把藩田变价更名。
所谓变价更名，就是把没收的这些皇庄王田以及勋戚田官田等，估银变卖，以收取卖地银补贴财政开支。
这罗籍平时在历城县衙那就是个搅屎棍，否则一般人也不敢跟孔家打官司纠缠不休。
他勾结县官胥吏等一起，把那些田地或隐占侵没，或低估贱卖，比如天启帝皇后的父亲张国纪，封太康伯，在历城有赐给的好地十六顷，沙地十六顷六十三亩零。
历城县奉文变价卖给罗籍，好地每亩估银九分，沙地每亩估银四分五厘。
这个价格，就算是战乱之时，也贱的过份了。
可他们上下勾结，愣是敢估出这样的价格，严重贱卖，侵吞资产。
北京清廷里的鞑子官员们，就算远在千里之外，也知道这价不对，哪怕他们也出银上下打点，仍然还是三次驳斥，认为变价太低，于是罗籍伙同知县等一年内每亩增银，增了三次，也不过是好地提高到每亩二钱五分，沙地一钱二分五。
一两银子能买四亩好地，能买八亩沙地。
而且这一亩还是大亩，相当于正常三亩，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一两银子买了十二亩好地。
通过这样的手段，罗籍只用几百两银子就吞下了这三千二百多亩地，实际上是九千六百多亩地。
这家伙，还联合其它人把济南府的官田五百七十三顷，投到端重亲王博洛名下，实际上是把官田变成了自己的私产，向博洛缴租后，剩下的都成他们的了，而本来那是公田，一切都是官有。
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清占领山东的这几年，罗籍虽然仍然还是个秀才，但却成了历城首富，甚至是济南有名的大地主。
他们还通过一些其它手段占田，比如把藩王的田产，当做荒地上报官府，然后成了自家开荒地，熟地变荒地，产权易主，还能免交几年田赋。
罗籍区区一个秀才，当然不是个例，实际上明末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而清军侵占山东后，他们趁着变价更名藩田等的机会，更是掀起瓜分侵占的盛宴，几乎各个府县的豪强士绅都参与其中，而山东省府县各级官员、胥吏，也全程参与配合，甚至收受贿赂银钱到手软。
大量的良田熟地，被他们当成垦荒地上报登记易名。
而许多藩庄王国，被他们以每亩几分银，或一二钱银一亩卖地，瓜分买下。
甚至通过更改大小亩、熟地、荒地、水田、旱地等方式，侵占利益。
所谓的变价更名，其实就是山东士绅联合一起，把原来大明宗藩、勋戚、官田瓜分侵占的一个过程。
说是更名变成民田，其实就是贱卖侵吞，上下一起勾结。
所以在以前，各地田产多的主要是宗藩，比如山东的几个藩王府，各占两三万顷地，但其它地方豪强世族手里地并不算太多，几千亩上万亩已经很多了。
可在北京沦陷，鞑子南下的这短短几年里，山东就出现了许多占地几千顷的大家族，比如长山刘氏，拥地三千多顷。
除了寄名田千顷外，其余近二十万亩中，本身田地不过万余亩，其余的几乎都是在这轮盛宴中瓜分得来的。
几乎没有成本。
罗籍不过一增广生秀才，在这轮大潮里，却成了历城首富，拥有上千顷地。
还有比如曲阜孔家。
在被北京重新确立为衍圣公后，也是侵占了不少藩产，仅他现在对大明天子承认的就有东平州原德藩的籽粒地九十三顷余，滋阳县鲁王庄地三十余顷，阳谷县废藩籽粒地两顷多，郓城县认种王地一顷五十亩。
此外在曲阜、邹县等，还各认种王地多处。
他们在很多地方，还跟当地豪绅争产，比如邹县窝里村的一处地，原是阳信王的王庄，总共二十余顷。
原本是个叫徐擎的地主先占种五顷，接着孔府近亲孔尚任看中，全庄尽认，结果两家构讼，最后孔尚任借着衍圣公名号，迫的知县把地全给了孔尚任。
此外诸如跟罗籍这样的争产案，遍处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五省。
连北京也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报上来的新垦荒之地，其实仔细一查，都是原来山东田册里面的土地，但他们就把熟地当成荒地报，使的国家耕地变成了不起科的荒田。
山东田地，在这一轮过程里，大规模兼并，土地基本上都集中到了那些士绅豪强、和八旗手里了。
剩下的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负担极重的丁役、丁银，加征等，干脆带地连人一起投献，要么是地被圈了被迫投献八旗，要么是主动投献地主士绅，只为能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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