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先以收缴粮食的方式把百姓们手里大部分豆子都收上去，然后，再把豆子加工成豆腐，再拿豆腐换百姓们手里的豆。
为尽可能多的把豆子收上来，所以，此时不该讲经济利润，可以以超低利润，超低价格，乃至用赔本的方式把豆腐卖给百姓。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把百姓手里的豆子收上来。
问题到了，先收缴百姓手中大部分豆子，那这个大部分，应对七十斤的亩均产量，该收多少最为合适。
“四十斤。”官员们给了数量。
李孟羲不确定的问，“那，若是最贫瘠最干旱的土地，要是亩产不够四十斤，百姓岂不是还得倒掏粮食？”
农业部官员忍不住解释道，“不会！豆子不用上肥，就是再荒的地，就是种的再稀，一亩地无论如何不会低于四十斤。”
李孟羲还有迟疑，“那……假设说，地旱了，豆子都旱死了？”
官员忍不了了，“身为农夫，明知地旱还要去撒豆，要是有如此蠢人，何必再让他种地。”
“好吧……”李孟羲无奈赞同。
虽，官员们一再保证，不管哪一亩田都能收上四十多斤的豆，不会有不够数的。
但，李孟羲总怕有个万一。
万一真的旱呢，万一被野猪拱了呢。
所以，李孟羲给农业部官员们每人千亩地的免税名额，由他们自己判断，要是真有谁的地的确是亩收不够，就免下税额。
千亩地的免税额，这可是巨大权利。
放完权李孟羲就后悔了。
他突然意识到，假设说，有一人，他明明亩产丰收，他却说自己地里遭了灾，然后骗官府免他的税。
少那么一个人两个人的税影响不大，可要是别人见此，有样学样，越来越多的人违报隐瞒，势将不可再控。
思虑不严，放权过于草率，李孟羲给自己添了麻烦。
等会议结束，官员们各自离开，李孟羲一脸苦恼的拄着下把苦思对策。
这次的教训是，“轻诺必寡信”，每下达一条政令都必须深思熟虑才行，若是下了命令再收回去，这就是出尔反尔，影响威信。
思虑良久，好算李孟羲聪明，他想到了一条巧妙的补救之法。
总得来讲，官府留一些免税名额以帮助那些因各种不可抗拒力导致交不齐税的人，这是一条顶好的政策。
这条政策唯一的隐患是，可能造成百姓们跟风隐瞒产量跟风效仿。
一条顶好的政策，要是因为些许的隐患就废除，这就是因噎废食了。
李孟羲想到的补救之法是——保险。
每次收税，可让百姓选择是否买保险，保险额度不大，一亩地，一斤粮食就行，多交这一斤粮食，就算是投保了。平时没灾没害也就算了，要是一旦遇到个什么灾害，投过保的地就可以得一次免税机会，而要是没投过保的地，则就不予免税。
保险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保险的核心要义是，诈骗。
李孟羲之所以把保险理解成诈骗，这是因为，保险得以维持的内在逻辑就是诈骗。
保险是这样诈骗的，它是一个可称之为阳谋的价格陷阱，保险把两个价值差别巨大的东西联系到了一起，一个是，极其低廉的保金，一个是，免掉一年赋税的巨大诱惑。
这就好比，付出了一文钱，可以担保住十万钱的巨大风险，对比如此的明显，税金又是如此的低，这就使得，好多人出于稳妥考虑，会愿意多付那么一点可有可无的保金。
而就是这一点可有可无的保金，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巨大的数量下，每人的一点点保金积累起来，总量堪称恐怖。
绝收其实是概率很小的事件，这就使得，一百人中不一定有一个人遇到绝收，而真遇到了，其他没遇到绝收的九十九人所交的保险加起来，已足以抵消免掉一人赋税的负担。
这就是为什么李孟羲认为保险的核心逻辑是诈骗，保险诈骗的不是个人，于个人而言，保险承担走了风险，这算不得诈骗，保险不诈骗个人，诈骗的是整个群体。
百姓买保险，官府发保险凭据，这都不难操作，都简单的很。
难在，评估审核。
百姓买了保险，可他明明没受灾，他非说受灾了，非说得免他税，这该咋办？
所以得审核。
李孟羲想到的审核方法是，平日里，在收获季到来之前，在庄稼还在地里还没收起来的时候，保险部门的人到四处做以调查，以摸清每一亩土地的状况，摸清每一亩土地的预期产量。
到这一步，地里能见多少粮，到底是受灾了还是没有受灾，其实已确定了九成九。
然后，等粮收了之后，若是有百姓说自己受灾了想免税，保险部门的官员就可以依据事先的调查记录作以判断，这几乎就可以杜绝了骗保事件的发生。
（保险，该归哪一部管呢？）李孟羲想着。
管钱管粮的，该归入【财政部】去。
李孟羲遂去找到了财政部官员们，与他们商讨起农业保险事宜。
保险保费的数额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则，数额越小越好，最好小到可有可无，最好小到让百姓们随手就买不带犹豫的，最好每年都买。
反正，保险是概率与规模的游戏，规模远比单个数额重要。
最终，李孟羲与财政部官员们商议出的这个小的不能再小，小到可有可无的保费是——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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