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诚从来没有小看过任何人。
但他着实没想到章幼营和魏冬仁的人脉关系竟然会那么广博。
孔九如口中的周主任是谁？
肖一诚用“脚趾”都能想到是周佛海。
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影响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媲美的。
此人从求学初始，到现在的经历颇为曲折。
1917年5月，周佛海被湖南第八联合中学开除后，在好友邓文伟、何亚雄、谢伯林等人的的资助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谋生求学。在上海的湖南会馆，老乡建议他去日本勤工俭学。
当年初夏，周佛海从上海的黄浦港乘船去了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国际形势较为关注，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陈庆同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与陈庆同组建沪上共产主义小组。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回到日本后，周佛海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一年七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接到赴沪上参加我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
可以说，周佛海的此时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可随后，此人的信仰就开始发生改变。
1922年3月，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湖南老乡帮助下，也考入该校。
也就是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
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
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动摇，与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随后，周佛海请求脱党。组织上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成为常凯申翼下一得力谋士。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得以重任。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佛海任国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JS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1年，当选国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常凯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佛海和汪兆铭认为抗日必败，以停战求和主张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这样投靠了汪兆铭。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兆铭一伙与抗日唱反调，继续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去年年底，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兆铭等人逃往河内。
随后，汪兆铭趁着常凯申发表抗日讲话，逃离重庆，飞抵昆明。
周佛海随汪兆铭及汪兆铭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兆铭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
因此，周佛海是汪兆铭集团一系列行动的主要策划者。
今年五月，周佛海随汪兆铭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几番讨价，汪兆铭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
七月，汪兆铭公开发表声明与常凯申集团彻底决裂。
肖一诚对周佛海了解的越是清楚，就越敬畏周佛海。
难怪孔九如会如此忌惮章幼营，章幼营能够与周佛海搭上关系，就说明此人不简单。
孔九如不愿意因为这点小事得罪周主任。
同样，孔九如也不愿意得罪另一位实权人物——陈先生。
陈先生就是陈公博。
他的经历与周佛海十分相似，甚至比其更盛。
他早年参加中国共党，也是中共一大代表，而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曾任国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后演变为反常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常合流，是常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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