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万里的水路疏浚，和三十万里的官道道路硬化，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一个民生问题。
廷议进行了将近一个时辰，四万里的长江主干道的水路疏浚的决议被通过。
但是道路硬化只是通过了石景厂到煤市口，以及德胜门到大明皇陵这两条道路硬化。
具体的成本，还需要到两条道路修建完成，才能决定。
贵是一方面，生产不出那么多的水石灰，是第二方面。
朱祁钰揉着略微肿胀的脑阔，离开了文华殿，向着讲武堂而去。
道路硬化，成本太高了，但是大明的确有非常普遍的道路硬化的需求。
朱祁钰的目光看向了手边的一本书，是元人王祯写的《农书》，在农书中记载着一种纺车，名叫水转大纺车。
这种水转大纺车，有32个纺锤，每车日产量100斤。
如果使用手摇单锭纺车，一天能纺棉纱三到五两，使用脚踏纺车三锭也只有七八两，纺麻五锭也不过二斤。
这种名为水转大纺车的出现，让松江府成为了大明的纺织中心。
棉花从地里采摘之后，通过轧车去籽，就是汪皇后在泰安宫所做，朱祁钰还全程看了棉花从脱籽成絮的过程，这一步叫做擀。
等到棉花去籽之后，再用四尺长的长弓弹棉花，将棉絮弹的松软，大明最早期是一种一尺长的短弓，现在使用了四尺长的长弓，这一步叫做弹。
随后便是用到了这种水转大纺车。
大明的纺车一共有几种，第一种是手摇单锭纺车，第二种是三锭脚踏纺车或者四锭脚踏纺车，这一步叫纺。
最后一步自然是将棉线织布。
擀、弹、纺、织，是纺织的四大步骤。
朱祁钰看王祯农书的原因是他要给李贤和李宾言断案。
这俩人在南衙吵了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一人一道奏疏，送到了京师。
两个人的争吵是关于畸零女户的安置。
六个博爱乡已经统计结束，大约有六万余人。
李贤、杨翰等人把博爱乡的耆老给抓了，那么这些女子的生机应该如何入维持呢？
自然是纺织业。
李宾言请旨在松江府设置棉纺织造局，专门从事棉布制造，而且拿出了一整套的松江府织造局的方案来。
需要将近一万台的轧车、两万把四尺长的长弓、三万台的脚踩四锭纺车、三千台的水转大纺车、五千台小型织机。
李宾言的意图非常明显，当松江府织造局投产之后，至少要掌控松江府过三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松江府的棉纺织产业非常的发达，其棉花的种植规模在经过几代人的扩展之后，官、民、军、灶等，垦田几近二百万多亩，大半种棉，这是自明初之后屯田所得。
松江府如此发达的棉纺产业，并没有给松江府的百姓带来任何的好处，其归根到底，棉农都是散户。
种植木棉的农户是零零散散；
松江府多雨，这老天爷稍微变点脸色，棉花就会烂到地里；
轧车稀缺，采用最原始的手工去籽；
一尺长的短弓，弹棉花一天都弹不了多少；
单锭的纺车一天就几两线头；
稍微好点的家庭，家里头有织机，再织成布，也是贩卖不易。
这是小家庭的生产方式的弊端。
这种方式的弊端极大。
比如四处下乡收购棉花的商贾们，就会极力的压价，棉农忙活一年，在去籽弹絮，最后出售，能勉强糊口，还得感谢大善人们赏了口饭吃。
即便是再加工，纺车纺线，织机织布，也多赚不了一钱的银子。
家庭式的手工生产模式，滋生了投机者的投机行为。
天公作美的时候，棉花收成高，棉价价格低，伤农；天公不做美的时候，棉价倒是上去了，可是棉花的产量极低，也是伤农。
李宾言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松江府，最大的一个工坊里，零零散散的摆放着不到三十台的织机。
其余的都是掮客，就是走街串巷，收购去籽棉花、纱、布的商贾。
所以，李宾言根据襄王在贵州的实践，并且以此敲定了至少要把握三成的棉纺业，才能保证商贾不进行投机，保证棉农的收益，进而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
而李贤则认为，三成实在是太低了！
他对松江府织造局的期许是至少五成以上，朝廷才有底气，才能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能保证畸零女户的顺利生产。
李贤的奏疏中，松江织造局的规模应该再扩大一倍。
李宾言觉得三成足矣，李贤觉得五成不够。
为此李贤和李宾言展开了一轮争吵，据说还拍了桌子。
最后彼此都上了一封奏疏，请皇帝圣裁。
朱祁钰更倾向于李宾言，最终朱批了李宾言的奏疏。
因为李宾言以稽为决，深入到松江府的角角落落之内，从棉农到棉纺工坊，再到织布工坊，还有各大商行，走街串巷。
李宾言的奏疏里，全都是对棉农的同情，他的奏疏与其说是请旨敕造松江棉纺织造局，不如说是《松江府棉农生产调查报告》。
在李宾言的奏疏之中，棉农的喜怒哀乐仿若是跃然纸上，对于棉花的种植规模、生产方式、各地区的差异、棉农积极性极弱、小工坊生产没有标准、与掮客议价无力、掮客商行投机等等行为，都写的非常详细。
李宾言的仰望星空是爱好，他做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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