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所是徐云在昨天邀请加入的算力成员之一，毕竟这位东方人也是数学系的学生嘛。
不过徐云并没有给他下达具体的任务，主要还是希望能让他多提高提高眼界和思维格局。
反正这种做法没啥成本，更不可能坏事，保不齐今后还能收获什么惊喜呢？
接着徐云与田浩所分别，又来到了场地中央的老汤身边，低声对他问道：
“汤姆逊先生，今晚的能见度如何？”
老汤朝周围看了几眼，同样低声说道：
“上帝保佑，能见度很高，赫维留星图几乎全数可见。”
徐云这才轻舒一口气，点了点头。
黑白相片发明于1839年，在那之前，所有对行星的观测记录都是靠着文字或者星图。
比如华夏《史记·天官书》中的北斗七星定位法，也就是星桥法：
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将七星中右起四颗的星星构成了勺口，称作“魁”。
中间三颗连线比较平直的星星，构成勺子较长的直柄，也就是“衡”。
最左边两颗的连线角度偏折，构成了勺柄手握的部分，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杓”。
“杓携龙角”，意思是两颗星（杓）的连线出来，直指一颗很亮的恒星。
古人认为它是天上东方青龙的龙角，也就是后世的大角星。
“衡殷南斗”说的是“衡”所代表的长柄部分的连线，直指二十八宿中的南斗星宿。
最后的“魁枕参首”则是说，代表勺口的“魁”，正对着二十八宿中的觜宿。
汉代把觜宿和参宿加在一起，看成一只老虎。
觜宿代表虎头，所以“参首”就是“觜宿”了。
另外苏轼《赤壁赋》里“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也是一种诗词中的定位法。
而除了文字之外，剩下的便是星图了。
华夏古代最着名的星图首推苏州石刻天文图，这是宋宁宗赵扩在当太子时候，教他天文的老师黄裳绘制的。
这幅星图以北极为中心，三个同心圈分别代表恒显圈、赤道圈和恒隐圈。
顾名思义。
恒显圈内的星星四时不落；而恒隐圈外则是古人活跃范围看不到的。
这幅星图后来被刻在一块高2.16米，宽1.06米的石碑上，目前保存在常熟。
另外还有敦煌星图，以及老苏所绘制的苏颂星图等等——老苏绘制的还是所有古代文明中刻录天体最多的一张星图。
至于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赫维留星图了，造型极为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确实很漂亮。）
这年头用以判定能见度的也是赫维留星图，属于一种默认的方法。
观测到的赫维留星图天体数量越多，就说明观测环境越好。
实话实说。
能在1850年的伦敦附近遇到这么个不错的夜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而就在徐云与汤姆逊聊天之际。
小棚中的黎曼与周围人低语了几句，旋即便欣喜的抬起了头：
“八次方根开出来了，偏差的参量是0.001273499338486！”
0.001273499338486。
与此前的0.4857342657342658相比，精确了整整上百倍！
毕竟一个是三次方，一个是八次方，难度和精度是等同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数值也差不多是人力速算的上限了。
1937年牛津大学组织的17人制速算大赛计算出的结果，也就比这个数字再低了8%左右。
这个参量代表着天王星的校正系数，也就是冥王星对它的引力效果。
有了这个系数，接下来的环节也就很明确了。
此前提及过，冥王星对于天王星的引力效果在宏观上的反馈只有两个。
一是天王星的轨道。
二是天王星的黄道夹角。
之前已经计算出了黄经L，那么数算团队的任务只剩下了一个：
对比轨道偏移的差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一个磁铁A在水平面上运动，在没有其他外力的情况下，它的运动轨迹是直线的。
如果在它运动的过程中加上另一块较弱的异极磁铁B——例如放在A左侧的十米处，那么A的运动轨迹就会在保持原有运动方向的情况下，出现少许偏移。
天王星就是磁铁A，冥王星就是磁铁B。
磁铁A偏移后的运动轨迹就是被肉眼观测、记录下来的天王星轨迹。
扣除掉黎曼等人计算出来的修正系数，得到的则是它的理论原轨迹——也就是没有被冥王星吸引下的运动轨迹，即那条“直线”。
如此一来。
这两个轨迹之间会存在一个坐标差。
就好比一个去旅游的人，今天本来应该到魔都，结果却跑到了津门。
且不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经纬度上的地理差值是可以确定的。
接着再去对比那些观测记录，找出大量不同时间、不同位置的坐标差，就能用多元方程去计算冥王星的位置——因为根据提丢斯-波得定则，冥王星的距离是可以大致确定的。
换而言之。
所谓的‘对比轨道偏移的差值’，说白了就是......
对比观测记录！
准确来说。
是对比数万张的观测记录。
当然了。
由于近日点和远日点的存在，以及一些早期图像的参考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因此真正需要鉴别的数据倒没这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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