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江水浩浩荡荡，绵绵泊泊，经番禺城后向南汇入伶仃洋中。若单论长度，珠江较之黄河长江自是颇有不如，可说到水流量，却极是丰沛，而其每年往下游输送的泥沙数量，也是大得惊人。
所谓沧海桑田，此时处于珠江口的番禺城，到了后世却不临海了。珠江日以继夜地不断搬运，珠江三角洲逐渐外扩，使得海岸线也不断往南推移。后世与陆地连在一处的中山市与珠海市，如今不过是伶仃洋里漂浮着的一座小岛罢了。
郭斌最终选择在此处建设庄园和码头，也是经过反复考量的。
首先，这里正正对着珠江口，从内陆运送过来的甘蔗可以通过珠江，极方便地运送到此处，然后再换装海船运往北方，因此这里的交通算得极为便利。换句话说，只要坐镇此处，那么整个珠江流域都将是其原材料生产基地，正是作为转口贸易的极佳所在。
其次，这里既然可作为转口贸易的枢纽所在，便也能够通过珠江上便利的交通控制内地。也就是说，一旦交州别处有紧急情况，郭斌手下的精兵便可以迅速部署，他们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乘船抵达内地。因此，只要控制住了珠江口，整条珠江流域便都握在掌中了。
第三，此处是伶仃洋里的一个孤岛，四面都是水，便天然有了隔绝岛外的便利。这里相对独立，地方又极大，无论是建设码头、军营、造船厂、仓储设施，还是开发种植园，都可以自行其是而不必担心泄密或者朝廷与外人的干扰。以郭斌的声望和实力，若是他真的能将这处岛屿占下来，统观整个交州，没有人敢惹他。
第四，政治上的策略和平衡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考量。如今交州的局势极为微妙，交州刺史朱符虽与士家就甘蔗的问题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可作为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根本矛盾却并未消除，双方是存在着竞争的。如今朱符征募军队，力求强力掌控交州，至少在与地方豪族的对话中获得主动权；而以士家为首的交州豪族，则在各个方面与刺史府进行竞争，力求保住自己在地方上的话语权。这是地方豪门历经几代人，一百多年努力的成果，到手的好处又岂有轻易扔掉的道理？
如今，双方实力均衡，保持了极微妙平衡状态，可以想见一旦有外力介入，这种微妙的平衡便很可能被迅速打破，届时交州的局势就不好说了。郭斌所派来的三百精锐，在人口众多，朝廷控制力尚算极强的中原虽算不得多大的一股力量，可到了交州之后，以其装备之精良，训练之刻苦，又都是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则必会成为游离于交州官府与地方豪族之间的第三股力量。这股力量，用来颠覆朱符的刺史府或者彻底剿灭士家，那是痴人说梦，可一旦倒向任意一方，则必会使其在力量对比上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掺和进双方的争斗之中，殊为不智。因为无论导向哪一方，虽然可以助其获胜，可以其自身的实力也只有喝点儿汤汤水水的份儿，回报率太低。而若是郭斌独立于两者之外，谁都不靠，反而可以成为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所谓待价而沽。郭斌可不是只派三百军兵过来坐镇的，随着他收购甘蔗的规模扩大，势必会对整个交州的经济结构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此郭斌在交州的影响力无疑便是一日日加深的。而在交州的影响加深后，他便可在其他方面名正言顺地对交州施加自己的影响，使得交州的局势向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运转。
这种通过经济合作（或者说是经济殖 民）的方式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手段，郭斌在匈奴部中，在塞外三城都干过，那叫一个熟门熟路。只是交州的局势更为复杂，而他最终选择在这处小岛上立足，便使得他可以成为维持自身作为游离于交州政坛之外，又随时可以出手干预交州政治的重要力量。
中山古称香山，以此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这里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后，这里便属南海郡番禺县辖地。秦末赵佗创立南越国后，此处便成为了南越国的属地，后来汉武帝灭亡南越国，中山方重新回归中央管辖。秦汉时期，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加深，逐渐有少量的中原人开始移居此地。
对于这种各族杂居的状况，郭斌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所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规规整整，边界明晰的定义。尤其是在这个尚未出现国籍的时代，只要以中国人自居，接受了中国文明的熏陶，合于华夏礼俗者，便可称之为中国人。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文明向来是有容乃大，从不拒绝虔诚的归附者。
古越人在远古至秦时代，一直在长江以南地区及越南北部地区繁衍生息。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部落，常统称为“越”。历史上的百越国虽被灭，古越人的文化传统和发明创造，却留了下来。
在饮食方面，古越人“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的先行者，因此“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在衣着方面，古越人及其后裔即后世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则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此可知，古越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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