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郭斌在思考历史上荀彧的人生轨迹之时，却听戏志才以低缓的声音道：“谏议大夫，刘公陶被诬与黄巾贼寇交通而问罪下狱，于狱中自杀身亡。”
郭斌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回过神来。刘陶字子奇，颍川颖阴人，是西汉淮南厉王刘长次子济北贞王刘勃之后，虽与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一脉的亲缘关系极远了，却也算得上是宗室。
此人精通《尚书》、《春秋》，还为这两本书作了注解，名曰《中文尚书》。此外，他更是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共百余篇，是颍川郡中极负盛名的才学卓越的名士。郭斌虽与其交往不深，却是久仰其名了。
刘陶知名当世的时间，应当是在桓帝朝。那时候大将军梁冀专擅朝政，天灾不断，连年饥荒。因此有人上书说，国家所以穷困，百姓所以受饿挨冻，乃是因为货轻钱薄，应当改铸大钱。因此，当时的天子，汉桓帝刘志便下诏命四府百官及太学讨论（由此可知，太学早便有参政议政的职能）。刘陶这时正在太学游学，便上疏皇帝劝阻铸钱，说自己是东野狂夫，暗昧不明大义。
朝廷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最终便没有铸钱。
后来，当今天子刘宏继位，久闻刘陶的大名，曾几次召见他。当时巨鹿张角假托大道，刘陶上书朝廷说张角妖惑百姓这件事，皇帝始终不醒悟，却下诏要刘陶编次《春秋》条例。后来张角作乱，天下骚动，帝追想刘陶的话，便封他为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
他曾多次痛切劝谏，权臣都怕他，于是便被调到京兆尹。到京兆尹职，朝廷让刘陶提交千万的修宫钱。所谓"修宫钱"，就是"买 官钱"，刘陶清贫，又以花钱买 官为可耻，于是托病不办公。只是天子刘宏素来看重刘陶的才华，也没有计较，便征调他为谏议大夫。
由此可见，天子刘宏虽然格局不够，器宇不足，这么多年皇帝做下来，为政的经验和识人之明还是有的。将刘陶这个正直而才华横溢，又充满“战斗精神”的典型的文人，放到这个专管议论朝政的位置上，正是人尽其才。而刘陶此次被下狱，直接原因却是因为上书直言而惹恼了十常侍，被十常侍诬陷，说他与黄巾贼首张角曾有勾结。只要进了牢狱，想要一个人死、乃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刘陶见狱吏逼问甚急，知道自己得罪了十常侍，此次势必难以脱身，最终自杀身亡。与他一同被宦官诬陷，并死于狱中的，还有前司徒陈耽。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可在如今众人的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滔天巨浪。
陈耽是什么人，是司徒，三公之一，以忠正称名于世；刘陶是什么人，是清流，是士人之中反对宦官的急先锋。而且，陈耽是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刘陶则是颍川颖阴人。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都是中原士族。
自东汉立国之始，朝堂之中便一直存在着关东豪族与西北豪族两大势力集团。
众所周知，东汉一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是南阳人。与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追随者多是故乡沛县人相似，刘秀起兵之时的主要帮手，自然也是以亲戚朋友为主。后来经过南征北战，刘秀终于统一中原，成为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一方霸主。后来，他在众将的拥戴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武威太守梁统归附东汉，史称窦融附汉，窦融也因此被刘秀任命为凉州牧，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之一。正是因为这个事件，使得关西的一大部分领土以和平的方式并入东汉，关西豪族的力量也因此得到保全。
然而，国家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可内部的矛盾却还是依然存在的。刘秀的根本，是中原地区的豪门大族，他也正是靠着中原豪族的力量获得了天下，因此在东汉初年，中原豪族的力量是极其庞大的。而新近投靠的，以窦融为首的西北豪族，其力量也因和平投效的方式得到了保全，又帮助刘秀平定了割据一方的隗嚣，成为东汉一朝的功臣。
一个团队之中，新人与老人之间从来都是矛盾重重的，因为“老人”是原有集团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新人”则是要插足利益分润的“入侵者”。因此，西北豪族便成为中原豪族既要对抗，又要合作的对象。
无论在什么朝代，手握军权的人总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东汉自也不例外。以武功起家的西北豪族，手握重兵，家族之中也多是能征惯战的勇将之流，再加上西北羌人素来不服王化，叛乱不断，因此统一后的东汉朝廷便不得不对西北的这些军功豪族着意笼络。通过什么方式来笼络他们呢？和亲便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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