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特殊情况让士人们十分惊讶。
他们还以为这是皇帝开始向他们服软了。
然而正当他们以为这是皇帝向他们服软的时候，却发现另外二十个士人官员依然没有得到皇帝的上任许可，他们依然需要缴纳两千万钱的费用才能上任，并不能免除费用。
士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开始还搞不清楚那六个人有什么特殊的。
直到有人指出这六个得到“免费当官”许可的士人官员好像都是研习古文经典的家族出身的士人。
大家再一看，嘿，还真是这样，那六个人都是研习古文经出身的。
然后两大派别的士人们的态度就相当微妙了。
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在，且大家也十分清楚彼此之间的争执是根本性的，是不存在调和可能的。
古文经学派都是些后起之秀，希望得到足够的政治权力，但是今文经学派把持绝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并不愿意和后起之秀分享权力。
双方围绕着国家认可这一名分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
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进攻未能成功。
而到王莽时期，托古改制的王莽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为身段更加柔软的古文经学派站台，立《毛诗》《左氏春秋》《周官礼》等学官，将他们抬上高位，与今文经并立，乃是古文经学辉煌时期。
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在新莽时期的斗争并不是终结。
王莽快速覆亡之后，古文经学派的学官当然也随之受到打击，古文经典大量散佚，攀附王莽的古文经师遭到清算。
但是建立东汉的刘秀意识到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可能带来的契机，并且同样不满意今文经学为他的王朝带来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指导，于是继承了王莽的部分政策。
刘秀力排众议，不顾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抗议，又确立《左氏春秋》为正统学术，立学官，与今文经的《公羊春秋》并立。
我不动你的上层理论指导，但是我想对下面一些具体的做事方法做一些改良，你总不能不让我尝试吧？
今文学派面对皇权的威慑不得不妥协。
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只要《周官礼》没有被立为正统学术，只要属于今文学派的《仪礼》还是雒阳朝廷的最高指导理论思想，那么无论《左氏春秋》那帮人在底下怎么折腾，今文学派主导朝政的主旋律不会改变。
更何况当时《公羊春秋》也还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学术，这一点同样没有改变。
于是古文经学派的势力依旧维持了一定规模，得以站在朝堂上持续和今文经学派展开斗争。
不过正如今文学派当时所判断的，只要《仪礼》作为整個东汉帝国的核心指导思想理论没有受到动摇，《左氏春秋》那帮人再怎么折腾，也是戴着镣铐跳舞的。
那个时候，尚且弱小的古文学派错过了这个窗口期，没能顺利站稳脚跟。
于是到汉章帝时期，在白虎观会议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汉章帝决定再度统一学术思想，罢黜左氏春秋学官，使得古文经学派的学子不能继续通过学习左氏春秋而做官。
这一行为大大削弱了古文经学的势力，今文经学一度再次占据上风。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
然而今文经学早在西汉后期就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与更加务实、更加愿意迎合统治者的古文经学相比，失之活力和实际意义。
而且今文经学派利用权势大肆打压古文经学派和学派士子的行为也引起大量后起之秀的不满，对他们垄断学术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行为更加不满，纷纷把古文经学视作他们的救命稻草，死抓不放。
所以古文学派虽然遭到政治打压，却没有消亡，而是愈发坚韧，在民间四面开花。
相较于今文经学派限于血统、门第的传承模式和越发僵化的思维模式，古文经学更加开明，更愿意接纳新鲜血液，传承方面也不那么重视出身。
于是涌现出了马融、许慎、郑玄、贾逵、服虔、卢植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
他们用古文经学的理论注解儒经，广泛向天下士子乃至于不是士子的地主豪强传播自己的经义，受到追捧，得到了大量士子的认可。
于是在民间，东汉前中期的时候，古文经学已经出现了压倒今文经学的势头，这一趋势在东汉中后期越发明显，而到了末期，直接就是事实了。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郑玄。
郑玄受到党锢之祸的牵连而遭到禁锢，就回到家中安心著书立说，这一立说可不得了。
他虽然也精通今文经学，但是主要立场还是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注解经书，且广泛传播，没有今文经学限于家族血脉和门第的狭隘传播方式，于是受众非常广泛。
当前这个时间段，郑玄的学术已然大成，他依旧受到禁锢，但是他的学术已经传遍大汉疆域，受到广泛赞同。
明面上，五经十四家法依然是官方许可的学术，死死压制古文经学，但是在民间大环境之中，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反。
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不为人所重视。
郑玄所注解的《古文尚书》流行，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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