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构想，并不等于有了作战计划。
在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时，白佑彬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同时也得到了一个让他非常满意的助手——蓝凌波。
去年年底，白佑彬率领第31舰队奔赴俾斯麦海的时候，蓝凌波获得了一次深造的机会。
当时，海军总参谋部需要更多的高级参谋，因此从几所海军的高等学府抽调了十多名教员，在青岛开设了高级参谋培训班。因为蓝凌波在总参谋部的表现比较出色，所以被委派去进行学习深造。
如果在以往，这类深造最多是让普通参谋拿到了成为高级参谋的通行证。
这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面向的是海军总参谋部与海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所以培训班不会教一些普通课程，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几门刚刚兴起的学科上。比如，战场统筹学，军事统计学等。这些学科几乎都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以及这次战争爆发之后才有人提出来的，主要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来分析战争，然后找出规律，再利用规律来判断战场上的局势走向，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己方应该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几十年之后，这些学科都成为了军事学院的必修课程。
只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将领认为可以用科学的手段来分析战争。说白了，大部分将领仍然认为战争是指挥官的事情，而指挥官的个人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无规律性，又怎么可能从战争中总结出规律呢？
如果放在二百年前，这个说法没有错。
可是放在当时，就肯定错了。随着参谋制度的推广与普及，指挥官做出的决策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参谋提供，或者在参谋的帮助下完成的，参谋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而参谋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即便组成这个集体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可是集体本身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此一来，军事行动就变得有规律可寻了。
最为显著的例证就是，在“萨兰加尼与巴西兰海战”中，李玉民忽视了日本联合舰队从苏里高海峡进入苏禄海，再绕道进入苏拉威西海，从侧面袭击主力战斗群的可能性。如果用军事统计学来分析，当时日本联合舰队有八成的可能走这条航线。结果，李玉民不懂军事概率学，或者不重视军事概率学，所以不但没有抓住歼敌的最好机会，反而在战斗中陷入被动。
后来，这一战例也成为了军事概率学教科书中的经典战例。
当然，军事科学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的。实际上，早在兵棋推演得到军队认可的时候，军事科学就诞生了。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兵棋推演本身就是一门极为严谨的军事科学，是利用战争规律，或者战争规则来推测战局发展的学问。只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兵棋推演是一门学问。
有了蓝凌波这个得力助手，白佑彬很快就理清了思路。
关键有两点，一是后勤保障，二是选择航线。因为选择不同的航线对后勤保障的需要不同，所以航线选择更为重要。另外，反过来，因为当时能够伴随舰队作战的快速综合补给舰只有四艘，所有后勤保障能力也影响到了航线的选择。
航线选择必须要兼顾两点，一是隐蔽性，二是利用洋流。
要想达到隐蔽性，就必须离开国际航线，走偏远航线，甚至是从没有航线的海域经过。只是，大部分国际航线都会兼顾到洋流。毕竟，顺着洋流航行，不但能够节约燃料，还能提高航行速度。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白佑彬选择了一条“大迂回航线”。
舰队从那霸出发，沿日本暖流的北面支流进入北海（日本海），再经津轻海峡进入北太平洋，沿北太平洋暖流向东航行，到达西经一百五十度，北纬四十度海域附近，沿北太平洋暖流的支流南下，随后借助加利福尼亚寒流的一条支流继续向南航行，到达西经一百三十度，北纬八度附近后，沿北赤道逆流（暖流）向东航行，最终到达科科斯海岭与马尔佩洛岛之间的海域。
这里就是白佑彬设想的决战海域。
任何一艘通过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舰船都要经过马尔佩洛岛附近海域，而且按照传统思想，这里远离帝国海军的活动海域，是绝对安全的。因此，在此处设伏，能够将突袭的效果最大化。
确定了这条航线后，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这条航线的总航程达到了一万六千五百海里，而“皇帝”级战列舰的续航力只有一万五千五百海里，“皇帝”级乙型战列舰的续航力只有一万四千五百海里。即便沿途可以利用洋流，使续航力有所提高，可是在到达战场之前，为了确保战舰有足够的燃油进行战术机动，所以在到达战场之前，必须进行一次补给。
问题是，帝国海军现在只有四艘快速综合补给舰。
因此，这次补给只能为每艘战列舰补充大概百分之六十五的燃油。
如此一来，舰队在完成任务之后要想返回帝国本土港口，就得进行第二次补给，而且这次补给的燃油量不得低于战舰总载油量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还需要另外四艘快速综合补给舰才能满足作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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