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因为召见大臣“面决庶政”而忙的吃不上饭，有时到了深夜他还在处理国政，他与大臣商讨朝政终席无倦容，一生从无节假日。
皇太极于天启六年继承汗位，时年35岁，比朱由检早一年继位，虽然继承了汗位，但皇太极对拥戴他的三大贝勒颇为优礼。
每当朝会举行盛大庆典时，皇太极都会把三位哥哥摆在与自己同等位置一起居南面并列为坐，可知其称帝之初地位并非如何稳固。
在不久发生了莽古尔泰“御前拔刀”，皇太极得到支持后，才将其革去大贝勒爵位，最后在圈禁十年后死于禁地。
第二年正月，在代善等人明智选择下，皇太极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
由此，皇太极才成为能够全面支配八旗各主的权威人物。
虽然二人均十分努力，但崇祯的成效却大打折扣。相反，皇太极不断稳固权威后，将满洲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度。
崇祯与皇太极都是明朝末年较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们在用人和军政谋略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急躁的性格和面对大明官僚机器整体素质下沉的情况下，他对文武官员越来越缺乏信任。
崇祯认为，内臣都不堪使用，不得已大量启用宦官，对于使用宦官内臣，崇祯也说出了不得已的苦衷：
“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差来不行，差他做什么？你们外臣果有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
当时对于皇帝使用宦官的危害，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宦官内侍之流，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此外虽然能够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然而17年里，却是庸才遍地，以当时最重要的阁臣为例，总共五十人。
其中周延儒、温体仁为首辅最久，可周廷儒实庸笃无材略，且性贪，另外的温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且在其任内，未闻其进一善言，未闻其行一善政。
要命的是，负责明朝军事的总督、巡抚、总兵、副总兵大多不懂军事，鲜有能带兵之人，尤其在毛文龙和袁崇焕死后，当时整个大明已经没有真正的大将。
如王洽在担任兵部尚书后，以至于到了不习边事，闻惊仓惶无以应。
相反皇太极在使人用人上更为从容，首先其父给他留下了重要的四梁八柱的几大贝勒和子侄们。
皇太极在崇祯四年，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他故伎重演，给他们最好优待，并以此招降祖大寿。
第一次祖大寿熬住了，第二年皇太极再次围困城中断粮的祖大寿，这次与祖大寿城下之盟。
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让他做先锋带兵攻打锦州，在锦州城下，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
此时皇太极招降的战略高度和眼光再次表现出来，他亲自好安慰与祖大寿一起投降的降将，并给祖大寿的儿子们赐予宅院，将祖大寿与他们区别开来。
虽然此后历经了漫长的七年才再次俘获祖大寿，这一次，祖大寿以为不免一死，出乎意料，皇太极依然对其诚恳劝慰，最终祖大寿被彻底征服。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后来越来越多，位置越来越重要的汉人归降，满洲人夺取天下根本无法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努尔哈赤厚待李永芳的主要原因，招降的不只是一个李永芳，而是比李永芳十倍重要的手中握有重权的大明高级将领。
尽管那时没有具体目标，到了皇太极这时，对于招降的整体战略部署越来越清晰具体。
明崇祯十五年，这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发生了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州之战。
作为战略要地的锦州，洪承畴是最高驻防将领被俘后，也曾想以死殉国，但对自己下不了手，他在监狱里日夜痛骂，拒绝饮食。
皇太极对此早有准备，耐心思想说服工作，给他精美衣食待遇，甚至不惜让大玉儿和洪承畴发生某些联系。
他还时不时还要去监狱中亲自探望，当看到洪承畴衣服单薄时，脱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温和问道：
“先生得无寒乎？”
这句“暖心”的话，让洪承畴直直地望着皇太极很久，感叹说：
“真命世之主也！”乃扣头请降。
崇祯十五年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满洲官员一起向皇太极上奏，建议趁此机会，迅速全面发兵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
对于如此急躁的急功近利，皇太极表现出了高度的军事战略眼光，他批示说：
“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
紧接着他把大明比成粗壮大树：
“无论有多大气力，有多着急，绝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而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到了一定程度，这棵大树自然自己倒下。
可怜皇太极都没有想到，让大明这棵风雨飘摇的树轰然倒下的，并不是是关外的皇太极，而是李自成与其不约而同的一齐发力。
也不怪崇祯在国破前夕在书桌上写下“文臣人人可杀”的数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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