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川派军阀铲除之后，兴伯（阿成的父亲）立即收回李家大宅，同另外几个休息近一年的佣人，把法国人搞得乱七八糟的宅院迅速恢复原样。
米厂关了，木厂卖了，航运公司搬到市区，货运业务去公司接洽，个人买船票比之前更方便，由东亚银行各营业网点代售。
老爷太太去了法国，大小姐和未来的少奶奶在美国念书，大少爷身居高位、日理万机，根本没时间回来。在头顿海边有房子，在富国岛海边又置了一个家。
刘先生（刘敬晖）等在这儿干大半辈子，几乎天天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的老人，不是去了香港、菲律宾，就是去了印尼、新加坡，曾人来车往、热热闹闹的李家大宅，现在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除了看房子，打扫卫生之外，接待航运公司船长、大副和船员成了兴伯唯一的工作。
每天掐着指头算船期，每天坐在门房里等电话，大船小船什么时候靠港，在西贡停多久，要准备多少人的饭，要不要找车去码头接……跑船的人辛苦，这些事必须全考虑到。
随着几个工业村大开发，航运公司业务不知道比之前好多少倍。
大小货船经常去土伦港、头顿、薄寮、迪石和富国岛，不怎么来西贡。就算来装卸完货物就走，一刻不带耽误，船上人根本没时间像往年一样过来休息。
只剩下“大中华”客货轮一周一班，守着这么大宅子要多寂寞有多寂寞，幸好街坊邻居全在，可以坐在门口同老街坊喝喝茶、聊聊天。
不过今天没时间再陪老周喝茶，阿成一早打电话说大少爷要回来，还说老爷的法国朋友找到了。
法国人也是人，一样会落难。
乡下别墅和庄园被抄，一家人落到军阀手里不知道受多少罪。市区的花园洋房成了“无主房”，被一个投靠政府的高台教军官霸占。他们现在无家可归，估计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让先生兴伯见过，挺和气的一个法国人，会说本地话和一些简单白话（粤语）。老爷年轻时去法国留学就是他帮着安排的，后来一起做生意，在其它生意上也帮过老爷许多忙，必须把客间打扫干净，必须照顾好他们。
“月嫂，这儿别管了，快去催催阿弘。约好9点上工，现在都9点10分了，又不光他会做法国菜，问问他到底想不想干，不想干我再找人。”
“好的好的，我就去！”
目送走月嫂，兴伯像换了一个人，麻利地沏好茶，一杯一杯端到客厅，客客气气地说：“王大夫，姜小姐，您二位稍等，我家少爷马上回来，客人也就是请您二位看的病人马上就到。”
李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堤岸人只知道政府“难民委员会”和“外国人管理委员会”委员，越南工业村投资公司董事长李为民，不知道曾赫赫有名的“冠云哥”，来李家出诊的机会不是谁都有的。
王大夫起身笑道：“兴伯太客气了，李先生那么忙，我们等一会儿是应该的。”
“好好，您二位坐，我去拿水果。”
“您老别忙了，又不是外人，我跟你家阿成是同学。”
阿成被阿才那小子带坏了，从小不好好念书，要不是大少爷有本事，他一辈子只能干保镖。
儿子没出息，兴伯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不好意思跟人提及。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现在不一样了，跟着大少爷沾光，干过几天总理卫队中尉军官，后来转到工投公司保安部，昨天又被任命为头顿工业村警察局副局长，专门负责大少爷和家昌等公司高层的安全。
遇到儿子同学，兴伯眉飞色舞地介绍起阿成的新官衔，王大夫一脸敬佩，正聊得兴起，大少爷回来了。
让-博内尔先生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目光呆滞，瘦得不成人样。他儿子巴西勒-博内尔才二十六七岁，两年没见看上去像三四十岁，手上全是老茧，身上全是伤痕。
兴伯顾不上介绍，立即同阿成、王大夫和另外几个工业村警察一起，把让父子扶到里面洗澡、处理伤口、检查身体，理发、换衣服。
感谢完大夫，支付完诊金，李为民一边招呼二人吃饭，一边低声说：“让叔叔，巴西勒，阿姨的事我非常抱歉，家父也很抱歉，他和家母正在回西贡的飞机上，估计下午就能到。”
“孩子，不用抱歉，你已经做了很多，你已经尽力了。上帝保佑，要不是你，真不知道我们……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到西贡，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朱斯蒂娜。”
让-博内尔老泪纵横，巴西勒哽咽着说不出话。
他们很不幸，同时很幸运。
像他们这样落到军阀手里的法国人，能活着回到西贡的只是极少数。营救朱斯蒂娜时顺便救出的那几十个法国人，对李为民非常感激，自发成立了一个联谊会，把获救那一天作为纪念日，在纪念日那一天聚会，邀请李为民出席并当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朱斯蒂娜很担心你们，情绪低落，留在西贡只会触景伤情，在法国一样过不好，我只能把她送到美国，跟青青和我未婚妻在一起。她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你们身边，跟我父亲一样，正在回西贡的飞机上，明天上午我陪你们去机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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