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唐绍仪和杨永泰情绪激动的表白，李天一知道他的话有些伤人了。他有些后悔，必竟从一开始，他就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二位，根本没有考虑到人的思想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唐绍仪说得对，如果国家强大，如果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谁会愿意去做令人唾弃，引人非议的事情。没有天生的坏人，只有意志是否坚定的人。这个时代就如同熔炉般，炼出了精钢，也炼废了一些好铁。
在陈布雷的训斥后，李天一连忙解释自己没有怀疑二位品行的意思，只是对今后自己组织和同志们设立的一条规范而已。他希望日后身边能团结着一群才能卓著，为国为民的精英团队。如果可能，他还想以这套班底，组建政党，参政议政，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来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中去。
唐绍仪听到李天一的说辞眼前一亮，其他人也是第一次听到李天一的这种想法，不禁暗自嘀咕，没想到他年纪轻轻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政治抱负。而杨永泰则似乎忘却了刚才的不快，连忙问道：“新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党？”
李天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他目视了在场的众人道：“建党对我来说还太遥远，我的初步想法是依托国民党中间派和进步人士组建一个协会。也是刚才周先生的一番话，才让我下定了决心。本来我最初是想将我的社会改革方案提供给两党，为国民政府献计献策。可是我发现，两党对我提出的想法都不太认同，也可以说都有些抵触。”
唐绍仪在一旁轻蔑的撇嘴说道：“那是人家有更高的追求，更强烈的自信。根本不会对你提出的搁置矛盾，求同存异这种妥协理论产生好感。人家都想当国家的执政党，都有着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凭什么用你那种淡化阶级概念的和稀泥理论。”
陈布雷在一旁认同道：“少川兄说言正中要害，现在施行党内合作的国红两党，其实就如同两个生活迥异的男女结婚罢了。看似合二为一，但他们对如何经营家庭都有着一套自己的想法。夫妻间门当户对，志同道合也就罢了。但现今的两党明明就是俩大对立阶级，穷男要当家，富女要掌权。这一对强扭的瓜，本就不甜，你这外人却又偏偏来干涉人家的家务事，人家哪会理睬你。”
“可我的理念本就是让夫妻之间各退一步，维系家庭和睦啊！”李天一说。
唐绍仪不屑道：“人家早就想离婚了，只不过因为包办婚姻，碍于面子貌合神离。现在家长已死，人家巴不得一拍两散呢！你的道理虽好，却不合时宜，这不就成了两面不讨好！”
李天一没有被唐绍仪挖苦的话语影响，而是解释说两党的分歧在于信仰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主义是概念化，理想化的一门理论。他只对社会制度和确立国家主体阶层起到指导作用，而无法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政党执政，他若是只靠理想化的口号去憧憬美好的未来，而无视现有的社会矛盾或简单粗暴的以消灭为手段，都不会真正的解决问题。
比如执政党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没有了其它党派的察遗补缺，就会犯路线错误。而且在政府管理上由于没有了监督还会滋生腐败。一旦国家出了问题，除非执政党自己及早发现，迅速做出改变或是壮士断腕的去补救。否则就只能等到矛盾彻底爆发，最终由另一个政党来接替他的使命。可这样的结局就是国家遭到了损失，发展停滞了，人民受到了伤害，而失去民心的执政党将很难再回到自己的舞台。
李天一说这些话时，脑海中参照的正是日后国民党的执政历程。北伐胜利后，意气风发的蒋凯石横扫各方势力，一统中原。甚至在日本投降后，他的军队在盟国的武装下堪称亚洲第一，而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如日中天，达到了世界巨头的威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党迷失了方向。四大家族与党内官员不顾战后国家的百废待兴，不顾人民的战争创伤，肆无忌惮的掠夺着战争红利。从此，腐败堕落成了国民党的代名词。然而，蒋介石并未意识到危机。为了彻底消除隐患，他不顾国内民主党派和有识之士的反对，毅然挑起了对红党的内战。短短四年，政治上民心大失，军事上节节败退的蒋介石，终于在自己的老冤家面前一败涂地，黯然败走台湾，彻底失去了他的根基……。
杨永泰疑惑的问道：“知易行难，你如何保证执政党为了坐稳位置，不去压制其它党派。要知道，任何施政者都不愿意身旁多出一批监督者和指手画脚的婆婆。”
李天一则利用后世的经验，整理思路后说道：“现在国外的经验是靠国会议会选举，民国建立时，我们也有这样的选举制度。但我认为这样的民主选举，代表的是少数精英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因为国情不同，华国的主体还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只有他们的意志才具有普遍性。所以我认为我国的选举制度叫人民代表大会更好一些。国家的管理者，必须是由代表人民心声的各级代表选举产生，他直接反映着我们国家的阶级本质，体现了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民族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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