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华夏帝国对外情报局东欧分局的统计，在波兰帝国皇帝杨•卡齐米日即位后的第一年，波兰国家保卫局依靠从华夏帝国进口的先进武器装备和通讯装备，镇压了8000多名分裂主义分子，包括大贵族，大地主以及王室成员，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安定和民族的尊严。
极端的波兰贵族民主制度彻底被取缔，继而代之的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新成立的国家统一党是唯一的政党，而国家统一党的成员是没有一个是大贵族和大地主，全部都是耶稣会会员、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军队代表以及民主人士等等，很多人还有留华背景。
卡齐米日要求国家保卫局，“每处理完一个案件，就要销毁所有的证据，不留任何痕迹。”因为一旦建立档案，这是档案就有可能在以后的岁月里面，被当作攻击国家保卫局的证据。
在另外一个时空，东欧剧变之后，很多国家的保护者遭到了诬陷和清算，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周垣给所有的国家保卫局人员都有一分体面的工作，合法而又合理，至于他们背后干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国家的无名英雄，是民族利益的保卫者。
华夏帝国首都南京
周垣在接见波兰皇帝卡齐米日的特使时候指出，“波兰要在群虎环视当中，保持民族自信心，就必须坚决反对民主的绝对化，，简单化，纯粹化。坚决反对唯民主论。除了民主还应该有集中，还应该有团结。”
“绝对的民主等同于独裁。民主制度概念，在用于决定全体命运的时候，必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最终只能有一个声音发出。而所有不同的声音同时发出，人的意志真能屈从于所有的声音，那么这样的绝对化的民主，与独裁没有任何区别。”
“启蒙以来，主张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的存在主义日益兴盛，强调所谓“他人即地狱”，然而绝对自由的另一面将是绝对的虚无，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幻，一如《伊索寓言》里那个非要让老鹰教他飞翔的乌龟。”
周垣同时肯定了波兰国家保卫局的工作成绩，但又指出，要防止国家保卫局权力的过分利用以及滥杀无辜，“人死不能复生，可以把那些叛国者、阴谋颠覆政权者或者有这类嫌疑的人，流放到南非，或者流放到后明政府所在的婆罗洲。华夏帝国愿意协助波兰人民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如果波兰帝国政府以输出劳动力的方式，将战俘移交给我们，也不是不可行的。”
“波兰大贵族、大地主自身的缺陷在于政治幼稚，他们政治上愚蠢、不成熟，不团结、内斗和财迷心窍。希望他们能够在华夏帝国的教育之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卡齐米日收到特使的电报之后，心中大为高兴。一方面得到华夏帝国皇帝的肯定，让他心里的阴影面积小了90%，另一方面，将那些异己分子赶到万里之外的婆罗洲，交给中国人，也可以转移国内的视线，“我要让人们看看，尽管那些异己分子犯下滔天罪行，但朕还是很仁慈的宽容了他们，没有杀他们。他们应当感激涕零，感谢朕的不杀之恩。”
“陛下不愧是华夏帝国军政大学高材生，很快明白了华夏帝国皇帝周垣的良苦用心。”皇后说道。
卡齐米日抚摸着因为纵欲过度而显得苍白的脸，“我要充分的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完成对异己分子心理上的征服。我相信，即使我们虐待的那些异己分子，他们不但不恨，而且还会感激。”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特别是由读书人转变而来的流氓。”皇后揶揄道，“这一切，要归功于在华夏帝国所受的社会学教育。”
卡齐米日无语，只能用呵呵来表示自己的意思。
在中国留学期间，卡齐米日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帝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朱子瑜先生的得意弟子。
朱之瑜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著名学者，华夏帝国建立之后，被皇帝特征为帝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兼任帝国军政大学社会系的教授。朱先生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符合华夏帝国皇帝周垣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被帝国的思想界所推崇。
周垣称朱之瑜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为"17世纪中早期中国五大学者"。并与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陵称为余姚四贤达。
朱子瑜先生上任之后，立刻就接到皇帝陛下给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原来就在半个月前，华夏帝国东京地方警视厅破获了一起非法拘禁绑架案，被绑架者波多真子被罪犯安倍次郎非法囚禁五年之久，受尽非人的折磨，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波多真子不但不准备起诉那个绑架者，而且还准备正式的嫁给他。这一切都让人匪夷所思。
波多真子是在东京郊区的下班途中遇到身为教师的安倍次郎的搭讪。这位丝毫没有防备心理的女孩，来到安倍次郎家中后，立刻被带到了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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