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前任省委书记潘祥民住在南城大法寺后边。那是个老城区。他住在老城区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盖起的省厅局级干部住宅院里。那院里耸立着六七幢四层高的青砖楼房，被一道高高的青砖围墙护围着。围墙里大树参天。进大院，往里走，又有一道青砖围墙（并不太高，也不太厚），一道铁栅栏门（常年也不关）。铁栅栏门里，有一个砖砌的花坛和一片高大的毛白杨。毛白杨丛中坐落着几幢当年专为副省级干部盖的住宅小楼。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小楼虽然够宽敞，但无论式样，还是设备，都可说是既老旧，又很过时的了。每一幢小楼住两家，楼上一家，楼下一家，各走各的门，各用各的院子（一家用前院，一家用后院）。潘祥民从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时搬进这院里，从大院，住到小院，一直到担任省委书记，他也不肯搬走。他喜欢这儿。用他的话来说，这儿有一股少见的“人气”。他所谓的“人气”，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气息。大院就坐落在普通居民区中间。一出大院门，走上不到几十米，就是狭窄泥泞的菜市场，弯曲嘈杂的小街、斜街，或后横街。这里，有些商场虽然早已改建得豪华气派，安装上了滚动电梯，可在当地居民们嘴里，它们还是“××大合作社”。可以这么说，这个大院是K省唯一“残存”下来，还“混迹”在普通居民生活区里的高干住宅区。潘祥民看中的就是这个“混迹”。他任省委书记后仍不肯从这儿搬走，别人当然就不能再跟他一起分住那幢小楼。原先跟他分住一幢小楼的那位副省长很快找了个理由搬走了。他倒也自在，独住一幢小楼，独享前后两个院子。只是楼上那一部分，他很明智地让它们空着，也不让儿女们占用。有时在那儿堆放一些用不着又舍不得扔弃的旧书、旧报、旧家具、旧衣物，也堆放一些一时半会儿消费不完的烟啊、酒啊、水果啊，还有那些“名优”土特产品，等等。
潘祥民的老伴过世有两三年了。去年，他又找了个新老伴。
听说现任省委书记贡开宸要来看望“老潘”，潘祥民的新老伴徐世云还真有点儿手忙脚乱。“小徐”是一位老战友向老潘隆重推荐的。她是北京一家中型学术刊物的编辑，父母都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她起小跟着父母在上海长大，后随父母搬到北京，家里的保姆又是从上海带来的，所以沾染了一身的南方习性，至今还适应不了K省那套生活习俗。比如说，K省人不管做什么菜，起油锅时总要先将蒜片或蒜泥或大葱段扔进油锅里炸上一番，美其名曰：吊味儿。但徐夫人打小就忌大葱、忌蒜如同忌毒品，至今仍是只要一提及此等做法，依然大惑不解，并心有余悸。
“贡书记会在咱家吃晚饭吗？要不要……为他准备一点点心什么的？”忙乱了一阵后，她突然想起这么个重要问题，便带着那位她亲自从市妇联创办的“家政服务咨询中介中心”挑来的“家政服务工”，一起来请问“老潘”。
“随便随便。”潘祥民笑容可掬地随口应了句，眼睛仍没离开秘书小董刚送来的大字本“内参”。
“哎呀，什么叫‘随便’嘛？‘随便’这道点心叫人怎么做嘛？”“小徐”非常认真地表示着不满。
“他不会在我们家吃晚饭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我们家吃晚饭？”
“老潘”无奈了，这才抬起头来，看着他这位新夫人，心想：你既来“请示”我，我说了，你又不信，叫我如何是好？这话当然是不能说出口的，说出口的却是这么一句话：“这么吧，你上楼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好的绿茶拿两筒下来。贡开宸就好喝那玩意儿……”
“水果呢？起码得有一点儿水果吧？”
“他有糖尿病。不碰那玩意儿。”
“碰不碰也得上一点儿啊。要不然，茶几上空荡荡的，多不像样。再说，也不够那个规格啊。”
“上，那就上，那就上。”“老潘”说着，脑袋又向大字本“内参”低垂去了。
“人家不是请教你嘛。”“小徐”不满意“老潘”那种马虎应付的态度。
“请教好，请教，好嘛。”“老潘”只得又抬起头，笑着补充了一句。
贡开宸今晚来是要跟老书记说说他准备如何处置马扬。贡开宸曾作为潘祥民的副手，在潘祥民的身边工作过多年。军人出身的潘祥民骨子里有一股矿工的憨厚和稳重，而矿工出身的贡开宸却天生有一种军人的果断和豪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在气质、天性和思维行为方式等方面互补和多年在各种风浪里建立起来的默契关系，使得贡开宸在接任省委第一把手后，一直保留着那样的习惯：但凡遇到特别重大、特别关键的问题，他总要来找潘祥民“聊一聊”。
贡开宸并非处理不了马扬这个人和这件事。但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处理好了，能起一石数鸟的连带作用；处理不好，也会像推倒一副多米诺骨牌似的，引发一系列的麻烦。
“对大山子，你究竟有什么考虑？”潘祥民沉默了一会儿，反问，没有直接就“马扬”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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