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刑部尚书阴世师在办公室大口喝茶润喉，他刚从门下省谏议院吵架回来，再不润润喉咙，感觉喉咙都要冒火了。
朝廷要对《大周律》进行修订，暂名《明德律》，已经拟定了一个初稿，如今正是征求各方意见阶段，凡符合议法条件的官、民（学者），都可以上书言事，或者在报纸上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各部长官还要定期到门下省谏议院，和中书省两院学士、谏议院平章及参政，还有一些官员，共同讨论新律之中的各项条款。
这种讨论，很容易变成辩论，然后几近于吵架。
阴世师作为刑部尚书，负责收集《明德律》分篇《刑律》的各方意见，并对《刑律》初稿中各条款进行解释，也就是“答疑”。
然后还要和提问者进行“一般性辩论”，申明草案条款的立法原因和理由。
所以，自从入秋以来，阴世师就愈发忙碌，除了处理刑部事宜，时不时得到门下省谏议院和人辩论（吵架），时间一长，喉咙有点受不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刑律》的条款涉及刑罚，是律法的重中之重，许多引起争议的草案条款，《刑律》占了大头。
由此产生许多争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父杀子，该当何罪？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杀了人，就是犯了王法，杀人犯应该受处罚，但是，若杀人的是父，被杀的是子，该当何罪？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总不能白字黑字在律法文书上写：父杀子，无罪。
父，子，父为子纲，父亲对儿子有教化之权，儿子必须孝顺父母，如果儿子不服管教，父亲有权利处罚儿子，打、骂都行。
可是，若在处罚过程中，父亲不慎打残、打死儿子，怎么办？
这所谓的“不慎”，到底是意外，还是蓄意？如何区分？
若是蓄意，那么，如果儿子无恶不作，或祸害乡里，或忤逆不孝，老父百般劝阻无果，大义灭亲，这种蓄意杀人，是对是错？
若这种行为是对，那么，如何界定儿子的行为是忤逆不孝？莫非父亲说忤逆不孝，那儿子真就是忤逆不孝？
譬如，儿子有钱十贯，老父让其拿出五贯帮助兄弟，儿子只愿拿四贯，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又如，寒冬腊月，老父想吃鲜活鲤鱼，让儿子想办法弄来，儿子做不到，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再如，兄弟二人，大郎欠下巨额债务，父亲做主，让经商的二郎出钱还债，二郎不愿意，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阴世师想到这里，只觉头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从中倒出一些“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提神醒脑。
《大周律》里，并没有“父杀子”这一单独罪名，相近的罪名，是“十恶”中的“不睦”。
不睦，指谋杀或出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和小功尊亲属。
缌麻、大功、小功，是服制中的名词，服制是指死者的亲属按照与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和尊卑，穿戴不同等差的丧服制度。
因为服制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又称“五服”，以此表示亲属之间的关系亲疏，由《大周律》关于“不睦”的规定可以推演，父杀子的罪行类似于不睦。
但是，在实际裁决中，父杀子这种案件一旦发生，大部分是意外，也就是父亲教训儿子时，失手将儿子打死或打得伤重不治。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从轻发落，至于如何酌情处理，主要看各地地方官的量裁，以及刑部的复核。
若是儿子实在不像话，父亲要大义灭亲，一般是要在宗祠召集族人，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在族老面前，陈述不孝子的罪行，然后处刑。
这是私刑，朝廷不提倡。
朝廷提倡的做法，就是父亲将不孝子扭送官府，陈述不孝子的罪行，让官府依法判决，该打就打，该杀就杀。
但这种做法，又和“亲亲相隐”（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规定相冲突，实际上很难有人做得到“大义灭亲”。
所以，父杀子这种罪名及如何处置，律法上不好写明白，地方官若是遇到了，会很头疼。
刑部也会头疼，因为量刑重了（减刑轻了），清议哗然；若量刑过轻，又有枉法的嫌疑。
想到这里，阴世师又往太阳穴涂清凉油。
入秋时，扬州发生了一件凶案，行商蒋义黎回家省亲时，与父亲蒋万年发生争执，争执中蒋义黎出言不逊，激怒老父，以至于蒋万年失手将儿子打死。
这是典型的父杀子事件，首先是父子发生争执，然后是儿子忤逆、出言不逊，导致父亲暴怒之下失去理智、失手打死儿子。
但是，扬州官府经过仔细调查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蒋义黎为婢生子，素来不得父亲蒋万年待见，几位嫡庶兄弟也看不起这个婢生子，蒋义黎在家中地位极低。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扬州工商业快速发展，蒋义黎从学徒做起，慢慢攒下身家，然后自己做买卖，买卖越做越大，虽然不至于变成豪商巨贾，却也有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商行。
蒋义黎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娶妻生子，妻弟黄三郎颇为能干，郎舅齐心，把商行打理得红红火火，这时，父兄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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